记者：
您曾经这样定义农业农村现代化，说它既不是农业现代化的简单延伸，也不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农村的产业、生态、 文化、乡村治理和农民生活现代化的一个有机整体。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定义中各个部分的内涵？
魏后凯：
实际上我们国家在50年代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中央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应该是农村产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农民生活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有机整体。五个方面是有紧密的逻辑关系的。
农村产业现代化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位置，包括农业生产方式如何转变、小农如何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农村一二三产如何融合发展等；生态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文化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条件；生活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目的。
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一个总目标就是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35年要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50年要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根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五位一体”的理解，我们研究所制定了一个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经过测算，目前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程度处于中期阶段，预计到2035年有可能实现中央提出来的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到2050年可以达到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
同时，经过测算发现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有五个方面的短板。第一，农民收入差距较大。第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欧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第三，农民文化素质跟不上。第四，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差距较大。第五，农村的生态环境距离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有差距。
这些短板可能会影响整个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要解决农业人口多、规模化经营少的问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要减小分母、增加分子。要想减小分母就要加快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把农业就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去，把农村的劳动力人口转移到城镇里去。增加分子就是要提高产值，核心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行“五化”，即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绿色化和工业化。其中，农业工业化是用工业化的理念、营销技术、管理方法及机械设备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属于新的领域。
下一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采取几个举措来保证。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补短板，按照中央提出的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大支持力度，建立有利于乡村振兴的财政资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第二，因地制宜、区别对待，采取分梯次的方法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的地区差异，尤其是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各个地区不可能齐头并进。根据测算分三个梯次：第一个梯队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在2025年左右，也就是“十四五”末、“十五五”初，有可能率先实现2035年的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值，可以先行一步；第三个梯队是西藏、贵州、云南、甘肃等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区，在2035年同步实现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值有一定难度，要保证它们跟全国人民一道，在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处于中间的绝大部分省份，在2030年前后有可能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属于第二个梯队。
第三，选择有条件的不同类型的地区，在省、地级市、县三个层面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创新发展试验区，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再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
记者：
“五化”实现之后，我们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魏后凯：
“五化”实现以后，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经营管理水平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农业的人口不会有那么多，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城乡的收入差距会逐步接近。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靠离开农业、离开农村到城里去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和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未来农民的增收应该更多地依靠农业和农村，建立一种农业农村导向型的农民稳定增收和持续减贫的长效机制。农民的增收如果和农业农村没关系，实际上应该算是城市居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农村居民的一部分。
记者：
您为什么说推动城乡生命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城乡统一的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魏后凯：
这些年各地在打造城乡发展共同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五个方面：城乡教育发展的共同体、医疗卫生的共同体、文化的共同体、生态的共同体以及最核心的产业发展的共同体。
从理论上来讲，这个共同体有不同的层次，有比较初级的、中级的和高级的，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中。要形成一个城乡能够融合互动、权利平等、各方共赢的局面，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巩固、提高，随着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是要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产业的一体化、生态环境的一体化、市场的一体化等。现在商品市场没问题，最关键就是要素市场的问题，要素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土地要素。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这是一个最终极的目标。突破口就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个中央已经明确了。
我们讲三块地的改革，首先要减少土地征收范围；其次，推动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再次，对宅基地进行改革。这三块实际上过去我们全国人大授予国务院在进行改革试点，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是由试点推向全面展开。比如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现在《土地管理法》已经明确了应该是公益性的，下一步再把公益性的范围明确，包括成片开发的也应该明确。另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推进得比较慢，积极性不是太高，还面临着很多障碍，需要做一些工作，难度最大的就是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因为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主要是规定在一个村民小组的范围内拥有成员权资格的村民之间，宅基地可以进行适当交易，过去我们搞了一些改革，比如土地指标增减挂钩，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一些问题。
未来的宅基地改革也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很多地方都在进行探索，核心就是要扩大交易半径，增加开放性。现在交易半径太小，一个村的范围内形成一个市场难度很大，未来要优先在村村之间进行交易，在这个前提下，再来考虑城乡之间的交易。
另外需要关注的是进城农民的“三权”退出问题。农民进了城以后，在农村还有承包地、宅基地，还有集体经济的收益权退不出来。虽然我们明确是自愿、依规、有偿地退出，但实际上退出比较难，应该通过市场化的办法实现有偿退出。进城落户的农民在农村退出的宅基地，如果可以打通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之间的通道，就可以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
记者：
信息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已经瞄准了智能化、智慧化进行发展，农村网络化、数字化的建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您曾经提到过要加大力度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魏后凯：
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信息化推进得很快，乡村信息化也在不断地推进，城乡的数字鸿沟在不断缩小，但是相对来说，城乡的数字化差距还是很大。
一般我们认为信息化的过程分三个阶段，首先是数字化，第二是网络化，第三是智能化。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建智慧城市，但是在农村，还处在数字化的最基本阶段。要加快推进数字乡村的建设，尽可能把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三化”同步，加快农村的信息化发展进程，缩小城乡的数字鸿沟，为乡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来源和技术支撑。
记者：
国家对于新基建建设的部署逐渐加快，这些新型技术会给数字乡村的建设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魏后凯：
新基建为农村带来了大的机遇和挑战，过去新基建都是一些大的项目和高的项目，大多放在城市，往往忽略了农村。实际上智慧农村、智慧农业的建设都和新基建息息相关，所以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的新基建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如果因为这一轮的新基建的建设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将不利于未来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
未来农村的新基建建设将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刺激农业农村的投资，利于农业农村的发展，利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记者：
在农村地区，传统的基建和新一轮的基建要同步进行？
魏后凯：
是这样的，两个两手抓。第一个两手抓是传统的基础设施要补短板，同时下大力气推进农村新基建布点、布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二个两手抓就是数量跟质量要并重。现在总体上来看，农村的基础设施跟前些年相比，虽然短缺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从数量上来看，在很多领域还是不能满足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需要。但是单纯的数量已经不是我们最主要的问题，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农村基础设施的质量问题。
“十四五”以后，既要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又要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还要形成一个农村基础设施管护的长效机制。这些年农村的基础设施建了不少，但是重建轻管，没有合理的经费来源和规章制度，甚至有一些连标准都没有，怎么来建立一个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长效的管护机制，也是下一步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记者：
对于进一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您有什么针对性的建议？
魏后凯：
第一，要把农村的新基建放在优先的位置，体现中央提出来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
第二，要搭建一些智慧平台，比如家庭农场的云平台，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些全国性的平台，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第三，要通过加强培训，提高农民的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技能，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的数字化转型，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形势的需要。
第四，要在全国搞智慧乡村的试点，积累经验以后再向全国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第五，要建立数字乡村建设的标准体系，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走向规范化的道路。